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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脚新加坡的刘邦和汉朝公司员工也都很绝望，打算搬迁离开再找一个落脚之地，漂泊一生。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要努力去改变。

    此时的李先生身陷绝境，他是真想让马来西亚政府收回成命，让新加坡保留在马来西亚联邦内，因为他无法想象，没了马来西亚这座靠山，新加坡这座孤岛会飘向何方：首先领土面积就不用多说了，亚洲倒数第二；其次资源这块，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没有河流，饮用淡水都是问题，真正的一穷二白；连新加坡人自己都感叹说：我们除了空气自由，啥都要进口；北边和南边还有二个人口大国在虎视眈眈，都想把马六甲海峡纳为自己的内海，这让莞尔小国的新加坡在狭缝里生存，谁都不敢得罪。

    绝处逢生的新加坡，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安全，为了生存下去，李先生把能抱的大腿都给抱了，先是在1965年独立一个月后火速加入联合国，接着又紧急加入了英联邦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聚居地，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交一切可以结交的朋友，华人后裔的李先生甚至还做了二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大力压制华人文化，比如独尊英语为新加坡官方语言；并邀请美国过来驻军，在樟宜港腾出一块地，给美国人建海军基地。

    70年代，大量外资流入，让新加坡成为欧美富人的“避税天堂”，西方国家的主要债券机构都在新加坡设有分部，很多国际精英也都在这里上班，使新加坡很快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从1965年至1984年，新加坡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上升至22%，失业率降为零。

    为了吸引外资，李光耀以身作则，严抓腐败，廉洁高效，公平公正，所以外国资本才会来。

    剑桥大学毕业的律师李先生认为东南亚各国港口对比之下，优质的服务和健全的法治才是新加坡的取胜之道。说到远洋运输，国际人士都以为，新加坡能火起来，全靠老天爷赏饭吃，同样的海峡咽喉地理位置，放条狗都能起飞。

    其实不然，且不说马六甲海峡属于公海，新加坡不能收取过路费，只能赚些补给钱和港口停泊钱，何况一千公里的海峡，新加坡才占了50公里，要把这50公里发挥到极致，就只能靠效率和服务。

    马六甲上有巴生港/槟城等优良港口，但大多远洋船舶还是选择新加坡，是因为省心/省时/省钱。船在海上跑，每耽误一小时都是上千美金的损失，而新加坡深知自己没有任何天然资源，唯一能靠的，就是把服务做到极致，将港口当酒店来运营，将顾客当作上帝来尊敬。

    当时的东南亚港口普遍效率低下，卸个货都要等半天队，补给和维护还得层层审批。新加坡不一样，24小时全天候运转，没有“午休”这一概念，船一靠岸就有专人接手。更靠谱的是，新加坡把‘廉洁’和‘法治’刻进了骨头里，不存在官方勒索和特殊照顾，一律按国际标准流程运作。

    世界上大多数港口是腐败高发的领域，因为跑船本来就不经等待，港务人员要是还趁机拖延，船长往往选择花钱消灾，但新加坡硬生生掐灭了灰色产业的苗头，港务人员要是敢吃回扣和故意拖延，不仅丢饭碗，还可能立刻坐牢，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仍然存在死刑和鞭笞的发达国家，没有圣母心，只有铁定的遵纪守法。

    大彻大悟的李先生将西方的法治宪章与东方的道德纪律融合入自己的治理理念之中，将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点借鉴采纳，市场开放自由，又推行公共组屋（HDB）把脏乱差的弹丸之地改变成为全球楷模。

    新加坡国父李先生虽然强悍果断，但从不搞个人崇拜，头脑清晰，审时度势，从不盲目相信什么单一的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综合运用，是务实政治家的代表人物。

    落脚扎根新加坡的刘邦评价：“新加坡在李先生的带领下，站在最小的国土面积上，创造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和安全感，赢得了最大的经济成果和信任，同时也赢得了最大的国际声望！”

    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汉朝公司也高速发展，成为横跨石油化工/半导体设备组装/远洋运输/金融保险/房地产开发的大型综合企业。

    香港和新加坡的李家崛起，韩国的李家也迅速崛起。

    韩国的一家企业迅速在6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大舞台上脱颖而出，声望甚至超越通用电气/西门子/三菱这些百年工业巨擘，成为亚洲第一品牌。

    这家韩国企业的历代掌门人也都姓李。韩国李家的崛起之路也堪称奇迹。

    1938年的朝鲜半岛，大邱市的鱼干市场弥漫着咸涩的海风气息，28岁的李秉喆先生用30000韩元（按当时汇率折算约25美元）租下了一间小铺面，挂出“三星商会“的木牌，这个品牌在韩语中意为“三颗星星“的名字，当时还只是个经营鱼干/面条/杂货的小贸易行。

    1938年的朝鲜半岛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经济命脉被殖民者牢牢掌控，李先生选择鱼干/海带等海产品贸易作为起点，暗藏着精妙的经济学考量：当时日本推行“工业日本、农业朝鲜“的殖民政策，半岛的渔业资源被强制纳入日本供应链，而普通民众对廉价蛋白质的需求却长期得不到满足。

    三星商会通过打通从济州岛渔民到釜山零售商的中间环节，将流通成本压缩了23%，这种基于“剪刀差“的套利模式，本质上是对殖民经济体系漏洞的精准利用。

    在贸易过程中，年轻的李先生发现了更具价值的商业规律：在物资匮乏的环境中，刚需品的价格弹性极低。1940年，他将业务扩展到大米/棉布等战略物资，通过预购契约锁定农户产出，再以固定价格供应给日军后勤系统，这种“订单农业+军事化供应链“的模式，让三星在战争年代实现了资本的快速积累。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三星的资本规模已扩张至150万韩元（约合当时美元1.2万元），较初创时增长480倍，完成了从“小商贩“到“区域贸易商“的跨越。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濒临崩溃，人均年产值仅67美元，李先生却在废墟中看到了产业革命的契机：当一个国家百废待兴时，基础工业的投资回报率往往呈现爆发式增长。

    1954年，李先生果断变卖贸易资产，投资10亿韩元在釜山建立“第一制糖厂“，打破了日本企业对韩国制糖业的垄断。

    制糖厂这个决策背后是严谨的成本收益测算：当时韩国白糖年需求量约5万吨，全部依赖进口，到岸价每吨180美元，而自建工厂的生产成本可控制在每吨95美元。通过关税保护和规模效应，第一制糖厂投产后三年便占据韩国70%的市场份额，投资回报率高达42%。

    1958年，三星又进军纺织业，在大邱建成韩国首个现代化棉纺厂。李先生采用“技术引进+本土化改造“策略，从德国购买二手设备，再请工程师将其改造为适应韩国短纤维棉花的生产线，使单位产品能耗降低18%。

    到1960年，三星纺织的出口额占韩国纺织品出口总量的15%，成为赚取外汇的主力企业。

    这两次产业转型，体现了资本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战略性转移，为三星构建了抵御贸易波动的实业根基。20世纪60年代，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朴正熙政府提出“重化工业立国“战略。李先生敏锐意识到，资本必须与技术结合才能获得超额利润。

    三星公司创始人李先生深信一句箴言：技术的支配者将支配世界。

    1969年，李先生力排众议成立三星电子，初期生产黑白电视机。当时公司内部管理层反对声音强烈：日本电视机已占据韩国90%市场份额，三星既无技术也无品牌。

    但李先生算的是另一笔账：电视机的核心部件显像管，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是12美元/只，而三星通过与韩国电子研究所合作研发，可将成本降至8美元/只。

    李先生开始带领企业从粮油纺织的传统产业向技术型高附加值的半导体电子设备产业进军。

    为突破技术壁垒，三星采取“逆向工程+专利交叉授权“策略。1974年，他们拆解了100台日本电视机，绘制出3000多张图纸，成功仿制出兼容的显像管。

    1977年又与美国RCA公司达成专利共享协议，获得彩色电视机技术授权。到1979年，三星电视机的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7%，在东南亚市场击败了松下等日本品牌。

    更关键的布局发生在半导体领域，在美国硅谷考察中，三星高层敏锐嗅到未来将是电脑的时代，人脑劳动将被电脑代替。

    1974年，李先生投资5000万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当时韩国连硅材料都无法生产，他采取“蛙跳策略“：跳过低利润的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初代产品，直接研发16K DRAM。

    5000万美元的投资在当时亚洲每个国家都算是孤掷一注的大手笔，李先生决定采取以其它产业盈利来供养半导体工厂生存的战略，来憧憬三星的未来。

    1983年，三星成功研制出64K DRAM，虽然比英特尔晚了4年，但通过将芯片良率从10%提升至35%（行业平均为20%），迅速占领中低端市场。

    1988年，三星半导体的营收突破10亿美元，奠定了其全球存储器霸主地位的基础。这种对技术研发的持续性资本投入，成为三星在电子产业崛起的关键。

    韩国李家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成功，整整影响了三星后续50年的辉煌，电脑/手机/芯片/显示器/存储器畅销全世界，成为亚洲IT技术的代表。

    三星身后，一群韩国财阀企业冒出，开始勇敢参与全球LNG造船业/基建工程/家电/汽车/半导体/机械重工多领域竞争。

    香港/新加坡/韩国李家崛起的同时，台湾也抓住了发展机遇。

    20世纪60年代，台湾经济正处在起飞阶段，恰好赶上了西方国家的第三次科技浪潮，这场变革的核心是电子计算机。

    美国和日本的电子产业几乎在这同一时期迅猛崛起，两国都急需找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来建立生产组装基地。虽然日本电子产品更新速度飞快，种类繁多，但美国对其施加了不少限制。

    台湾趁机就近给日本的电子产品组装提供代工基地。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蒋经国先生分析认为台湾的工程师和技工数量明显比香港和新加坡多，土地面积也大几十倍，非常适合兴建产业园集群和工业基地。

    蒋先生就抓住发达国家人工成本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这个契机，在台湾大力倡导代工产业，从鞋类/服装/塑胶/家电/半导体设备组装/船舶运输起步，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涉及全球半导体产业最核心的圆晶芯片代工。

    台湾成为世界代工的新名词。

    1975年年底，刘秀已经兑现了1955的君子协定20年不能出国，他可以自由出国考察了，但当时中国还处在敏感时期，私营企业家出国观察，政策不允许。

    就拖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门正式打开，当年12月30日，刘秀与蔡洁夫妻俩如脱笼之鸟，坐飞机几乎把世界旅游考察一遍。

    先去美国会见刘裕/刘庄/珍妮们，再去欧洲会见刘芈月一家，又去澳大利亚会见刘武曌一家，再去新加坡会见刘邦一家，又去韩国会见蔡缶一家，再去台湾会见邓禹王镇恶们，又去日本会见大学同学提桶佐次郎，再去以色列会见初恋女友克娜玛丽。

    最后，飞到香港与刘家团聚。

    刘秀整整23年没出国了。

    三个月时间，66岁的刘秀把今生想见面的熟人全部会见一遍，不留遗憾。

    刘秀也发现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硅谷欣欣向荣，西德和日本重新复兴，亚洲四小龙更是奇迹崛起。

    提桶佐次郎现在是日本一家汽车发动机制造企业的老板，克娜玛丽现在是以色列的首席科学家，他们愿意给中国的刘秀提供帮助。

    1979年4月，刘秀夫妇回到上海，整理二人这次全球旅游考察的所见所闻，对比分析，感觉中国的大门尚未全面打开，局势尚未明朗，不敢轻举妄动，二个孩子和全家依然留在香港。

    在全世界的李家都在崛起之际，坚守中国的刘秀在上海等待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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